《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笔记》

2020/02/2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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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作者:翟东升;图书载体:掌阅电子书;

书籍内容

第1章: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

1、当前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套叠型中央——外围结构。如同多个同心圆套叠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圈子中,财富则在这些同心圆之间生产、流动、消费与储存。分析某国在这个体系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最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向整个体系出口何种东西以交换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经济体,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中央国家、准中央国家、外围工业国家以及原料提供国家。

2、中央国家,是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显然是美国。到21世纪初,它出口最多的东西不是商品或服务,而是美元。其次是各种无形资产,包括商标和品牌的使用权与特许权、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品,以及一些商业模式。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或者象征了这些文化的商品与品牌的追捧。

3、 准中央国家,是依靠理性生存的国家,出口精致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与服务。他们既有中央国家的货币出口及虚拟经济的特征,又保留着类似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它们依靠的是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加上在先进的研发能力以及管理组织能力基础上获得的技术和专利优势。

4、外围工业国家,在欧洲与日本的外围,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与准中央国家相比,它们的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远为简单,组织效率和管理技巧明显落后,其产品与服务的精致复杂程度相对低下,其单个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远不如前者庞大,更缺少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中国及大多数东亚邻国,以及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部分中东欧国家即属于其中。由于它们提供了全世界最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

5、原料提供国家,在体系同心圆的最外围,则分布着许多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而生存的国家,这些国家覆盖着地表最大面积,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等地的大量经济体都处于这第四圈中。它们基本不创造或者制造东西来与世界交换,而是拿祖先传下来的地下埋藏的资源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

6、套叠型体系内贸易关系是:原材料从第四圈国家流向内圈国家;第三圈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加上来自第二圈的精细部件和研发、营销服务,变为各种层次的产品与服务流向中央和外围;而中央则用其信用资源来向外围各个层次支付其所购之物。

7、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融资关系,这种融资关系的另一种称呼便是所谓的美元霸权。外围国家通过向中央国家提供它们的劳动成果或者祖产,账面上获得大量贸易盈余。此时,如何储存这些贸易盈余就成为一个问题:它们的量太过巨大,以至于采用人类史上千百年来的老方法不再可行——转换为贵金属(比如黄金)来保存其价值。在此背景下,由最富裕、最强大的中央国家提供的支付保证,无论是其政府发行的债券还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都构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于是中央—外围之间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喷泉池一样的循环,在这个池中流动着的就是财富之水。中央国家作为商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和体系主流货币的发行者,掌握了这个喷泉池的根本动力。资金出于储值需要由外围向中央流动,中央将资金用消费或者投资的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拉动整个体系的经济增长。

8、这个体系的不公平之处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机会,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狭义的铸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而印制或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近乎为零,而且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资金储存到美国,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这些资金事实上获得的利息为负,而与此同时,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两者相减,所余差额便是广义铸币税。

9、这种体系的不公平,根源是一对矛盾: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一体化且呈等级制分布的,与之相对,全球政治体系则仍以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政治体系在全球来看是无政府状态。正是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才导致了人类至今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不和和无序之中。

10、全球经济体系内,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是不同的,信息和观念>资本>商品和服务>技术>人力资本。

11、创新让一国崛起为中央国家,扩散则导致它将中央地位拱手让人。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创新—扩散的过程,在一波波的扩散中,卷入的角色越来越多,而主角的规模则越来越庞大。这绝非偶然:技术与人类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财富创造能力或者财富掠夺能力的突飞猛进,掌握了先进能力的一小群人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轻易战胜规模巨大却落后的对手;在成功典范的感召或压力下,周边某些有条件(比如血缘上、文化上、地缘上与原中央国家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始进行模仿甚至再创新。而一旦大家都掌握了这些新的财富与权势要素,那么规模(人口与幅员)就重新变得重要。

12、作为中央国家的好处,因为有一个巨大的稳定的财源——全球铸币权,中央国家可以用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得世界上巨大的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或市场的机制将这些平白得来的财富分配到其居民中,让其居民实际享受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第二个好处,在于中央国家提供了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有了这种主导权,即便仍然必须常常面对市场力量的不确定性,但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远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甚至从中获益。第三个好处是在于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负担转嫁能力。体系外围的其他国家与中央国家进行政治或安全对抗时,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以自身一国的人力物力对抗整体全球体系的人力物力。此外,由此衍生的文化优势、生活质量优越、吸引力、都带给中央国家大量的好处,包括语言、人才、政治自信和号召力等各个方面。

13、从银行的经营之道来理解美国的货币霸权:

(1) 在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尽最大可能显示其资本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3/4),并以此为后盾,推出“存款担保”“优惠利率”等措施(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此让自己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垄断经营者,在培养出储户的“习惯”之后,再取消这些担保和优惠活动(1971年与黄金脱钩)。

(2)第二,控制这个地球村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能源交易,确保这种战略性资产的计价、结算支付以及后续的存款都是在自家开的银行里进行的。

(3)第三,维系好几个重要储户(东亚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让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有求于自己,有了大储户的“忠诚”就很容易稳定小储户的信心。

(4)第四,发行海量国债和准国债,并开发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体系外围“储户”不同的风险—收益—周期偏好,作为国际资产的储值地,“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好于欧洲”。

(5) 第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财务健康要求美国能够将吸收到的存款转化为资本,并获取比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为此需要把吸收的存款资金同跨国公司的人才、技术、专利、品牌、渠道等资源相结合,投射到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去追逐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最后这一点衍生出两大要求:一是自己的跨国公司拥有明显的经营优势,对技术、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维持较高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二是全球市场开放性的推动和维持。

(6)美元在全球(而不仅仅美国本土)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美元的价格基础。这种购买力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价格水平;二是可选商品或者资产的范围。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世界的市场开始趋于封闭,那么拿着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则美元价值的基础就坍塌了。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即便美国本土丝毫没有值得购买的东西,但是只要世界市场是基本开放的,那么美国的债权人拿着美元仍然可以换取想获得的东西,美元仍然值钱。所以,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从而居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如下:第一,美国在人才、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维持优势;第二,对战略性地区(东亚和中东)和战略性资产(能源)的控制力;第三,最初对黄金储备的垄断占有,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第四,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性,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第五,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来吸纳全球资金。

为保持其地位,中央国家至少有以下两项长期代价:一是产业外移、长期逆差和与之伴随的去工业化;二是为稳定或者说控制那些战略性地区和战略性资产而支付长期的安全成本。

要想从外围国家征收美元铸币税,就需要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出到外围国家手中。让外围国家手里长期持有美元,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将美元输入外围国家,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的去工业化。

美企对外投资时,出了输出资本外,也带去美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会使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瓦解和本土产业优势消失。最终在全球扮演最终的消费者角色,对外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14、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有:资源诅咒陷阱、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

15、资源诅咒的陷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并不稳固的前提下,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福音。一国在发现大量高价值的资源之后,数年内会出现一个投资和增长的高潮,但是5~10年之后经济总量往往不升反降,甚至倒退到资源发现之前的水平之下。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掘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即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尤其是伴随着本币的升值,国内那些生产贸易品的普通产业(比如纺织品、手工业等)被挤得没有生路,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靠采掘业及其衍生行业。然而资源价格总是周期性地波动,而且价格波动幅度往往很大。当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已经严重依赖于该资源的经济体必然受到严重影响。资源采掘业在政治上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大麻烦:开采权通常取决于政府官员,而围绕开采权的争夺往往导致贿赂盛行,腐败滋生,一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域外大国为了廉价地获得资源供给,往往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非洲国家的许多战争成为西方雇佣军及其跨国公司老板牟利的手段。当一国内部存在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时候,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则更是政治冲突的持久根源:生活在资源所在地的民族或部落认为中央政府处事不公,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资源报酬,于是往往要求独立或者自治,内战由此产生。尼日利亚和苏丹便是典型的例子。

16、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了独立之后,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实现民族振兴和赶超,恨不得一夜之间超英赶美。在这种急于求成的集体心理的支配下,当政者选择的往往是好高骛远的跳跃式发展道路。美欧各国之所以那么富那么强,似乎是由于它们生产的都是很先进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它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许多国家都试图直接发展自己的民族高端工业,如钢铁、化工、造船、汽车、飞机、军事工业。这种政策路径便是进口替代式的发展,也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推崇和鼓励。但问题在于,外围国家的处境通常是劳动力廉价和资本严重匮乏,而那些高端的先进工业则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经济环境中人为地建立和运行这样的产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竞争结果必然是长期亏损,要想维持它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输血和保护,比如提高关税壁垒,或者提供巨额财政补贴与利息补贴。说到底,只有做能挣钱的事情才能积累资本,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必然要赔钱。虽然赔钱,但是豪言壮语已经向全体国民宣传了很多遍,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其结果是被“套牢”在这些赔钱的买卖之中。如同在股票市场中被“套牢”一样,一国经济“套牢”在赔钱的产业之中会产生双重伤害:一是经济体不断地失血;二是丧失在正确的领域挣钱的机会,蹉跎岁月。从发展中的大国到拉美非洲的一些小国,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陷阱中蹉跎了若干岁月。

17、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走出口导向型路线的国家,客观上依靠西方大国的市场,有时候还很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与技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政治和外交上自然要看西方大国的脸色。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曾受过西方大国的欺辱和压迫,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获得了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但是如今政府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这如何能让民众信服?假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和地区的不平衡,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就尤其严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走“比较优势”经济路线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它的外交姿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不是在竞选中让对手用“西方大国的傀儡政府”的政治大棒打下台去,就是在一场大快人心的军事政变中失去政权流亡海外。

总结:这章讲了世界市场体系是套叠型中央——外围结构。如同多个同心圆套叠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圈子中,一般有中央国-准中央国-外围工业国-原料提供国,并且详细介绍了这四种国家在师姐市场体系中的各自情况。

第2章: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

1、中国崛起在本质上就是从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挤入中央,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准中央国的外面一层)。为了能够尽快挤入体系中央,过去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三外路线”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鼓励外贸、吸引外资、控制外汇。这个政策路线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人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近代西欧崛起冲击世界各地文明之比较:

3、最初接触西方市场体系的时候,中国身处体系的最外围,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资源型的商品,包括煤炭、石油等原材料。但是从人均角度看,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原材料,而是劳动力。所以在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商品中50%以上是工业制成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工业制成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体系外围原料出口国演变为外围工业国,并且不断地向中央靠拢。

4、将中国从外围国家迅速向中央推进的最主要动力便是“三外路线”:外资、外贸、外汇。
(1)在改革开放的头15年里将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并通过锚住美元来确保自身经济体中的各类经济要素相对便宜。这不但有利于提升本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吸引外资。
(2)打开国门,鼓励引进外资,对外资提供税收、环境、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外汇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措施。外资带来的主要是出口加工工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以及环境代价高昂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中国。
(3)通过税收、行政等手段鼓励出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此不惜付出较大代价,做出巨大努力加入WTO,以求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4)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是资本项目迟迟不放开。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欢迎从事生产性业务的产业资本进入中国,但是对投机性的外部资金则拒之千里。这同早先拉美和东南亚小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5)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国内任何人手中的外汇都卖给银行,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管制又将这些外汇全部挤压到外汇市场上。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央行扮演了市场最后买家的角色,将所有8.26元以下的美元(或者等价的其他外汇)买到自己手中,从而形成我们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

第3章: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

第4章: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第5章: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

第6章:外汇管理政策与外汇储备

第7章:中国对外资本输出

1、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来看,中国正从一个资本净输入国变成净输出国,这再次印证了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政治发生质变。
2、在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动能方面,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H.Dunning)提认为企业之所以可以进行跨国经营,主要源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方面优势出了三优势组合论,从微观层面(企业层面)解释了直接投资现象,从宏观层面(即国家和国际层面)他提出投资发展周期论,依托经济发展水平,为各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划分了若干阶段。
(1)第一阶段,较少接受直接投资,也无对外投资,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负数。这时,企业美国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该国也不具备区位优势,人均GDP不超过400美元,属于最不发达国家。
(2)随着经济发展,吸收外资增加,但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为零或很少,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并且随着GDP的提高而日益扩大。处在这一阶段上的国家,企业还未建立起可靠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随着该国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经济结构和政府外资政策的调整,区位优势有所增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人均GDP处于400-1500美元。
(3)第三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本流出助教快于资本流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数,但数额日渐缩小。在此阶段,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日益上升,竞争力大为增强,而外国子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下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这一阶段,人均GDP处于2000-4000美元。
(4)第四阶段,伴随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资本流出超过资本流入,该国已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大于零且不断扩大。这反映了本国企业强大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一些发达国家处于这个阶段。
(5)第五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阶段资本净流出额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
(6)说实话,以上这5个阶段,还不如《易经》里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三终日乾坤、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
(7)净对外直接投资的五阶段论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一国资本跨境流动与该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次之间的关系。最贫穷国家自绝于体系之外,显然处于邓宁所说的第一阶段。一部分外围国家大力吸引外资,希望借助外资来弥补自身发展中的技术和资本缺口,因而处于第二阶段。一些新兴工业国在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获得提升之后,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应于第三阶段。体系中央国家则主要是资本输出国,对应于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
(8)那么,中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呢? 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在7000美元左右,考虑到当时的货币购买力同邓宁所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的差异,中国的发展水平应该相当于邓宁所说的第三阶段的尾声,即对外投资处于快速成长期,即将超过外部资本输入。2014年起,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已大于流入额。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在88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的发展水平开始进入邓宁所说的第四阶段。在2012年左右,中国已成为资本(年流量)净输出国。中国从(直接投资)资本净流入国演变为资本净流出国,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即将从外围工业国晋阶至准中央国家。这与我们在其他章节中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在体系中位置的结论相互佐证。
3、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提升和巩固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这个问题我们在第1章中有所涉及:当今世界体系的中央国家享有货币霸权,可以通过铸币权不劳而获;但是它在获得好处的时候必然付出巨大代价,因为货币的输出过程必然伴随着商品、服务或者权利的净输入。商品和服务的净输入意味着贸易逆差,权利的净输入意味着对外债权或者股权的获得。在货币输出量一定的前提下,假如对外债券或者股权不足,那么贸易逆差必然加大,本土生产企业遭受挤压;假如对外资本输出足够有力,达到甚至超过了同期货币输出的规模,那么就是经常项目下出现顺差。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世界各地、各部门、各层次的市场上拓展资本输出的渠道,就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民币的输出过程对于本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构成明显的挤压效应,从而避免或者减缓中国挤入体系中央的进程中本土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洞化的宿命。从这样的全球宏观资本运行过程来分析,就可以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多么的重要。(不太懂这段)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分为综合性归口管理、专业性管理、地方政府管理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管理四个方面。商务部和发改委是国务院授权的海外投资业务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政策和管理制度,拟订发展规划和调研报告;此外,这两个部委也拥有直接管理海外企业的责权。专业性管理包括外汇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和劳动工资管理,分别由外管局、人总行、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部委机构来负责。各省级地方政府或其他省部级系统又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的企业开展的海外投资业务实施管理,这是中国政府运行过程中“块块”分割的逻辑结果。最后,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经济商务参赞处(简称经商处)也负责对当地的中国企业进行指导和管理,帮助协调企业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负责监督这些企业在守法经营等方面的表现。
5、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一直受困于两大因素:一是外宣平台的缺乏;二是国际舆论界现有主流话语同我们自身的不匹配。我们的确有一些对外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但是由于政治和市场原因,它们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很难落地,即便落地也无法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接受,所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渠道非常少。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选择性的,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甚至是带有负面暗示和误导性的。而且,欧美媒体通过长期经营,已经稳稳地占有了压倒性的全球市场份额,它们的宣传报道中所明示或者暗含的政治和社会观念已经广为世界所接受。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同国际上的“主流话语”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而这种断裂和差异也构成我们对外宣传中的根本困境。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外宣经验,可以在现有条件下绕过上述两大门槛,拓展中国外宣的新局面,办法就是用本国企业的商业广告捆绑中性文化宣传来改善国家形象。俄罗斯的办法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具体做法是:由俄罗斯的3家大型能源企业共同出资在一个欧洲传媒集团的多种媒体平台上做商业广告。作为试点,他们把宣传地域集中在匈牙利。该传媒集团为RTL(Radio&Television LUX),主要为荷兰和卢森堡投资者所有,在匈牙利拥有较大市场份额。按照双方的协议,除了商业广告(每天5分钟,于新闻之前播出)之外,该传媒集团额外提供黄金时段播出俄罗斯风情系列短片。系列短片每次20分钟,每周一次,每年播出40周,内容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各个方面,比如俄罗斯“大列巴”(一种面包)的制作、萨哈林岛风情、俄罗斯传统婚礼、伏特加的酿制等。所有这些短片的共同点是非政治性,都是比较轻松有趣的话题。所有这些软硬广告时段的总费用为每年150万美元。节目开播前,他们在匈牙利做了较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以衡量俄罗斯国家在匈牙利的形象。广告开播3个月之后,又一次调查以检验初步效果。仅150万美元的总投资,短短3个月间便有明显的宣传效果,其投入产出比超出了项目设计者和投资者的估计。

第8章: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争夺

第9章:超越能源安全

第10章:原材料市场中国的定价权

第11章:中国的对外援助

第12章:结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潜能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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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书单

《货币、权力与人: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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